教授是我国较早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时间：2015年6月5日9:30
地点：档案馆4楼办公室
人物：郑荣梁
访谈人：王秋林
摄影：红叶
文字整理：囤冠华
郑：我主要想讲的是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生物系的情况。
王：您先把自己介绍一下吧。
郑：我觉得整个生物系的发展比介绍自己更加重要。当然我也应该讲讲我来自何处，以及怎么会到兰大来的。我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随即被选拔为研究生；1956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3200威尼斯vip。导师希望我把学位论文延续下去。兰大同意我以进修教师名义留下―年多，1958年3月份才到兰大正式报到。
郑荣梁本科毕业证书
郑荣梁研究生毕业证
王：您的导师是？
郑：我大学毕业那年，刚好苏联派巴甫洛夫生理学研究所的苏沃洛夫教授到北大，我就被选成他的研究生，他后来成为苏联功勋科学家。当时所有苏联专家的研究生都有两个导师，我的另一位导师是赵以炳教授。他是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
从助教到教授的风雨历程
我到兰大报到的地方是萃英门旧校。一进校门，我就想，这是一所大学吗？首先见到的是大门西侧临街的学生宿舍楼，还算过得去。大门东侧低矮的土房是教师住房。即使贵为由美国引进的生物系主任郑国锠夫妇，他们的住房也是其貌不扬的矮砖房。郑先生很风趣地对我说，兰大校长在信中向他承诺，给他配备全校最好的住房，位于花园中，还特别强调，有玻璃窗。待他报到后才知道，所谓花园是篮球场那么大小的一个杂居小院，不过这小院有个很好的名称—静观园；所谓玻璃窗，是纸糊窗中央镶了一块书本大的玻璃。从表面看起来，校长并没有说假话。
在革命的岁月，到大西北来过艰苦的生活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对生活条件并无奢望。当时生物系已有四大年轻教授，都刚由美国归来。我想他们能安心，我还不能安下心来吗？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一踏进生物楼二楼实验室，只见空空荡荡、破破烂烂、布满灰尘。木地板年久失修，吱吱作响。墙角放着一台天平，顿时怀疑，在这样跷动地板上的天平怎能准确称量？我确实担心今后怎么开展科研。幸亏这个问题不是我需要马上解决的，因为当我到达兰大的前一周已贴出布告，近百名教师和干部下放到酒泉果园乡北边戈壁滩上开荒创建农场，目的是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鄙人姓名赫然在上。
“反右”才一年，正批判那种从小到大―直读书，没扛过枪，没种过粮，没下过乡，出了家门就进校门的书生，我恰如其分。说实话，自己衷心期望下乡，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变成有用之人。可是省上把干部下放做得过分严厉，把我们的户口迁到酒泉农村，还宣布，不好好劳动不得调回兰大工作，后来果然少数人就此未回。插句笑话，我的户口簿上一直注有“从酒泉边湾农场迁来”字样，“文革”期间某晚，查户口者看到户口本，帶着惊悚的目光盯着我，因为戈壁滩上有些农场是劳改农场，我慌忙解释是下放干部。
期间，我们盖房开荒，几个月下来还算信任我，派我当车老大的下手，套大车跑运输。头一天就来了个下马威，叫我扛二百多斤一麻袋的碗豆，压到身上再也站不起来，两千斤碗豆只得由车老大独自装车了。他发了大火，用河州（今称临夏）话一串串地骂着，好在我刚到西北不久，哪儿话都听不懂。不过心中有愧，连赔不是。归路上，请他坐上车头，忙不迭点上烟。我灰头土脸地赶着三套马车，老马识途，用不着吆喝，用不着扬鞭，更显得我是完全多余的人，甭提多么失落了。夜路要花两个多钟头，郁闷中胡编胡诌地哼出了一首歌：“在祁连山黑河岸上，赶车人低垂着他的头，忧愁地轻声叹息，从今后再也不让赶马车……”。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我在糟蹋俄罗斯民歌“三套马车”。农场灯火渐近，蓦然回到现实，赶快收起书生的穷酸气。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百无一用是书生”，至此我心悦诚服地对号入座。凭心而论，未想偷懒，力不从心啊。
改做大牲口饲养员，以铡草和半夜喂料为主，后来又放羊。农场规定，晚上羊群不得归圈，露宿在新开出来的田中就地施肥。作为羊倌当然也跟着露宿。戈壁滩，白天气温超过40度，夜晚奇寒无比，眉毛胡子上都结了白霜，双足冻得难以站立。在月黑风高的某晚，半夜猛然惊醒，发现羊群没了，却见一只颈部被咬伤的死羊躺在田埂上。当即赶到场部汇报，分管畜牧业的领导是金塔县县长，他用浓重延安腔对我撂下一句狠话：“你要找不到羊，別回来见我”。他大概不会想到，这句话正是我的决心。畜牧组组长姓任，虽也是下放干部，却是少有的本地农村出身，熟知农活，平时对我指点有加，他陪我找羊，我心存感激。匆忙中顾不上带饮水，在茫茫戈壁滩上，心急如焚地急行一晌午。烈日当空，口渴难耐，忽见―村，直奔而去。进村后一老汉站立村口，问明来意，追问羊群只数，告以285只。老汉说还你286只。我惊得说不出话来，不是已被狼咬死—只吗？答曰：羊群奔入村后，清晨产下―只羊羔。原来羊群夜半进村后，生产队长正是这老汉，把自己的羊群赶到外面，腾出地方来安顿我们的羊群。我双手捧起羊羔，揣进怀里，它能救我一命。千恩万谢地告别老汉，如释重负地赶着羊群，直奔农场结䅁去了。这次可是扎扎实实地被贫下中农再教育了一把，此生不忘。再说那位县长，一改凌晨的严峻，见我们渴得说不出话来，关心地叫我们先喝口水再说。原来他已弄明白，这事怪不得我，农场规定羊倌可以在羊群旁睡觉，但守夜人不能睡。
开荒一年后，即1959年春，农场宣布我首批返校。让我讲生理学中的两章，神经生理和运动生理，并带实验课。这是我第一次登上神圣的讲台。这两章内容是我研究生时期较熟悉的，不料在备课时仍发现不少问题没有真弄清，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备课，几乎备十个小时才能应付一个小时的课，即十比一。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听课与讲课完全不同，前者为被动学习，后者为主动学习。面对学生的提问与讨论，必需作出十倍的努力，才不至于挂黑板。通过讲课大大加深了我对生理学的了解，笫―次认识到教学相长的含意。
1959年初夏，调我去执行省上下达的科研任务，带八名学生到甘肃文县碧口摩天岭原始森林，饲养和驯化濒危珍稀动物金丝猴。我欣然从命， 当时交通不便，任务又急， 乘车到天水后就无正常班车了，为了节约少得可怜的科研经费，我们就背起行李一路步行。在远离人烟的山顶上，用玉米杆搭起草棚住了下来，并迅速开展了科研，测定金丝猴的群居行为，食性和大脑功能等。
王：通过一个什么方式来实现呢？
郑：建立各种各样不同的条件反射，测定神经活动的强度，平衡性和灵活性，用以判断驯化的难易程度。在山顶上过了十分有意义的两个多月新鲜生活。此地属长江上游，与四川接壤，地貌景观完全不同于甘肃其他地方，大片原始密林，青山碧水，名为碧口，很恰当；藏民散居，可谓人间仙境，决不比相连的九寨沟差。不过当时还没盛行旅游，藏在深闺人不识。深山顶上，夜晚没有光污染，满天星斗，历历可数，银河逶迤，感悟个人渺小。平生首次听到夜莺月下空谷啼鸣，声嘶力竭，惊心动魄，凄厉绝望，决非夜莺曲那么婉转动听。许多大科学家们说艺术与科学是相通的，信然；也有人说艺术是对现实缺陷的弥补，也许吧。但是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警惕被艺术误导和忽悠，艺术终非现实。近闻兰渝铁路明年通车，途经陇南，碧口属陇南市，绿色开发在望，在此祝福那方百姓幸福安康。
六十年代初，我又被派到祁连山麓的民乐县苦水公社列四坝大队搞四清运动，去清理以生产小队长和会计以上干部为主要对象的贪赃枉法等问题，为时年余。就个人而言还是受到了教育，在这地广人稀，冬天零下40度的高寒地带，亲眼看到了什么叫一贫如洗，土炕上无被无垫无枕，小孩无衣无裤无鞋，全家大人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其情其景使我大出意外。从此，对中国的实情有了较为真实和全面的了解。可惜我无缘再访列四坝，常遥想赵家人（当地90%以上的人姓赵）是否也有机会做农民工？他们孙辈是否不再赤条条地靠太阳来抵御高寒？所幸今胜于昔，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央承诺于2020年全国消灭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何其艰巨！翘首以待。秉承历代寒士风骨，“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伟业告成日，我当为苍生庆幸，点千个赞。
“文革”中大学停课，直到后期才复课，专招工农兵学员，不需入学考试，只凭推荐。目的在于培养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来占领已被“封资修”霸占着的一切上层建筑阵地。办学方式也很革命，叫做开门办学，要把田间地头和工矿车间当作课堂。生物系决定到酒泉农村，我又被选为他们的教师。不叫我教生物，却叫我教数学，我照样欣然从命。二进酒泉，中间相隔十四五年，很想重访旧地。当我终于再次踏上农场原址，只见当年亲手盖的砖房已剩残垣断壁，花大力气挖的干渠尚隐约可见，至于子渠已被黄沙淹没了。我的羊圈呢？马槽呢？据说这个农场勉强支撑三四年后就废了。在夕阳西风归途中默默回想，酒泉城北黑河与明长城遗址之间一大片平地，传说是古战场和戍边之地。有些分散的农田和草场，其他大部分地方是戈壁和盐碱地。盐碱硬壳像薄冰似的白茫茫—大片，踩在上面咔嚓作响，布鞋不几天就被割破，皮鞋也很快僵硬变形。在这种土地上开垦，破坏了原有植被和地表结构，一阵风来就把表土和肥料一起吹走，作物连根拔起。其实五十年代中期就报道，苏联开发西伯利亚，大面积种植玉米，结果不单欠收，还导致多年的大黑风，以失败告终。殷鉴不远啊！当我亲手把戈壁滩边缘的一蓬蓬马莲（马蔺、马兰花）无情地铲掉时，心中不免嘀咕。《中国植物志》载，马莲抗盐碱、寒旱、风沙，生命力十分顽强，在寸草不生的罗布泊独有它依然生长，每蓬的叶面铺地约1平米，叶长大于1米，根系发达，须根密集，涵养水分，保持土壤湿润，成为保护生态和固沙先锋。这片土地不宜种粮，只宜种植生态林和果木。那么为什么不敢建议呢？一因自卑，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对以复员军人和老干部构成的农场领导充满敬意，心想还是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罢；二因胆小，“反右”刚过，心有余悸，不敢造次。
1977年派我去兰州炼油厂进行教育革命，参加原油微生物脱蜡研究，与工人一起在车间劳动。眼见到书本知识在工业生产中派到用场，心中很是高兴，原来读书还是有用的。
1978年3月我被中国生物学会推举，参加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是生产力的论断，提倡解放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打破“文革”对科学教育界的禁锢。这次大会被誉为科学的春天。我深受教益，清理了心中疑惑，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希望。在短短的几年内，刚从牛棚释放就有幸第三次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不胜感慨。人生啊，起起伏伏，像―滴水在时代洪流中随波逐浪奔流到海。大浪淘沙，社会洗涤和磨炼着每个人。
1981年考上出国访问学者名额，到美国进修，后来又到英国做了客座教授。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专心读书和研究的条件，不再折腾。可惜年届半百，为时晚矣！开始带研究生，与其说我指导了他们，不如说他们帮我发现和验证了一些学术观点。年轻人的敏锐促使我学到了新知识，再次加深了我对教学相长的体会。有人说教师是腊烛，点亮了別人，毀灭了自己。我不以为然，其实在照亮学生时也提高了自己。每到申请科研奖时我总希望把合作者一个不少地列全，无奈常有名额限制。
1982年11月郑荣梁在美国华盛顿国际治疗学会议上做大会报告
退休后终于有充裕时间，来系统整理我组26年的科研成果了。我在总结性论文中提出了，用快速修复DNA损伤来阻断细胞癌变的抗癌新策略，以避免放疗和化疗的严重毒副作用，修复时间仅4微秒，比已有办法快十亿倍之多，DNA的17种损伤均可修复；论文发表在顶级刊物英国《皇家化学学会评论》上，该刊影响因子高达30.086。部分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009）和欧盟DeBio-CCRF抗癌奖，被11个国际会议选作获奖报告、特邀报告或大会报告。选为全球华人自由基生物学及医学学术研讨会名誉会长，获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自由基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杰出贡献奖（2012）。中国科协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和勋章（2010）。北大分子医学研究所程和平院士邀我回母校作了汇报。2015年冬承蒙兰大生科院让我走上了萃英大讲堂，聊作对兰大的最后奉献吧。
德彪-CCRF领奖会：1997年兰大生物物理教研室有关
植物多酚类抗癌机理研究获欧盟DeBio-CCRF抗癌奖
王：肿瘤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可以再通俗些介绍你的抗癌新策略吗？
郑：好，先交代一下背景知识。一切致癌因素都损伤DNA，然后引起细胞癌变。换种说法，细胞癌变的罪魁就是DNA损伤。DNA损伤是可以修复的，修复能力低下者比正常人的患癌风险大一万到十万倍。2011年国际顶级刊物《Science》为纪念美国《国家癌症法》实施40周年出了特刊，来评价这个特大研究项目的成败。结果令人沮丧，主编无奈地感叹道：“抗癌路仍漫漫”。目前治癌手段有三：手术，化疗和放疗。而化疗和放疗都建立在同一个策略之上，即索性加剧DNA损伤来杀死癌细胞。但这种剧烈办法的严重缺点是敌我不分，滥杀了正常细胞，引起的毒副反应使癌患者痛苦不堪，甚至加速死亡。病人往往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毒副反应。国际医学界出于人道考虑，呼吁不要对老年和晚期患者进行化疗和放疗。严峻的现实逼着我们另辟蹊径，用完全相反的策略，通过快速修复DNA，使癌细胞正常化，从源头实时阻断癌变。不再杀戮，而是改邪归正。
2008年诺奖得主穆拉特教授与兰大生物物理研究所部分师生合影
从1956年起直到2005年止，共拿了兰大五十年的工资，我的全部职业生涯也完整地献给了兰大。之所以叨咕这些旧事，认为这决不是个人遭际，而是在那个充满矛盾多变的特殊岁月中，每个教师的普遍经历。抚今追昔，跌宕颠沛。生性迟钝，笨鸟先飞。炎黄热土，岂敢遑寐。穷究生命，渐知敬畏。行将就木，初心无悖。自嘲三不公民：不白活，不作孽，不言愁。
2001年12月郑荣梁（左）、贾忠建（右）教授（夫妇）应邀参加巴黎第七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后与博士生Nadia合影
生物物理专业的建立
1959年秋，学校要成立一个新专业，叫生物物理，中心任务是放射生物学。当时全中国有两个原子能中心，一个是北京，另一个就是兰州。相应地兰大已经成立了核物理系，其中包括放射化学专业。就核科学的完整性来看，显然缺了一个放射生物学。当时江隆基校长说，教育部要兰大马上成立新专业。于是就从生物系抽调了四个年轻教师，张尔贤、刘力生、王宗周和我去组建。最困难的问题是突然大改行，要花很多时间去补课和建立一无所有的实验室。初生牛犊不怕虎，齐心协力夜以继日地去完成任务。只给一年时间，1959年筹建，1960年就招生。学生哪里来？从大学二年级的同学里面，按照保密专业标准遴选。学生非常刻苦用功。可以说我们跟学生几乎同时转行。此专业的主要任务是，防护电离辐射对人体和生物的损伤。毕业生连续三年分配到国防科工委、中科院、中国药监所和全国各省防疫站。
王：所以您就是跟学生一起转过来的。
郑：对，我比学生仅早一年而已。在筹建专业的千头万绪中，立刻开展科研，到了1961年第一篇论文被国家科委收录为机密级原子能科技文献。当时兰大科研科方心济科长告诉我，这是我校第一篇被国家科委收录的文献。不久，一个刮土的清晨，尚不到上班时间，我正在清理实验室桌椅尘土，江隆基书记兼校长突然独自亲临，检查科研进程。我狼狈不堪，无处请他落座。他说站着一样，他为我解了围，我很高兴。不承想才汇报了几句，他又提出要看实验，这使我更加狼狈，真可谓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的实验动物都养在厕所的洗手间里，臭气熏天，灯光昏暗。那时不兴秘书寸步不离地跟着，也不兴提前通知下级准备接待，提倡的是一竿子插到底，不玩虚的，不做表面文章。要是换了现在，我不至于如此狼狈。与此不无关系的是，1965年我被选派列席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扩大会议。
王：您是参加第一届委员会？
郑：是第四届，那时中央主要领导们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我们。1966年我又被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同样受到中央主要领导接见。两张合影照片均交给校档案馆了。怎么也想不到，这些事竟成为“文革”中的罪行，用来证明我是江隆基“修正主义黑帮”的苗子。
1964年，国家把原子弹空中爆炸改成了地下爆炸，不再有空中放射性粉尘了，学生毕业后没有接受单位了。无论普通和军事院校的放射生物学专业都面临转行或解散。兰大选择跨度不大的转行，主攻自由基生物学，成为我国最早的三个从事自由基生物学的机构之一。其他两个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和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生物所。
王：为什么在新专业建立之初就开始科研了呢？
郑：只有教学，没有科研的大学，称不上大学。只讲课，不做科研的老师，难免美中不足。老一辈教授的言行对我有深刻的教育。我的导师赵以炳教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苏联去参观巴甫洛夫生理学研究所，回国后说到，我们熟知的一位大科学家的实验，是在斜顶的楼梯间完成的。以此教育我们做科研不要过分强调客观条件，应自力更生，不等靠要。兰大吕忠恕教授在文革中，一面挨批斗，受羞辱，监督劳动，一面靠着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个小天平，在地里研究小麦产量呢！
王：从1959年筹建专业，到1961年已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怎么会这样快呢？
郑：这的确不是偶然的，50年代和平利用原子能是我国科技界的热门，1955年北大生物系请刚从美国归来的协和医学院王世真教授给研究生讲核医学。后来他升为院士，誉为中国核医学之父。当时我听的时候只觉得新奇，根本想不到这课程内容会对我早期教学生涯起启蒙作用，使我比较容易地进入到放射生物学领域。再者，我研究生论文所采用的方法也轻车熟路地用到这个研究中。还有―件事值得一提，1953年国外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可是北大张宗炳教授在1951年已讲授DNA的立体结构和碱基序列的信息载体功能了。这些都是当年国际最前沿的知识，决定着我后来长期从事DNA放射性损伤的快速修复研究。说来也巧，我八十年代在美国有幸请教王世真院士的弟弟王世仪教授，他正是DNA放射性损伤标志产物——胸腺嘧啶二联体的发现者。
我所知道的生物系
现在应该换一个主题了，谈谈我所知道的生物系了。3200威尼斯vip生物系在全国范围内比较而言还不算平庸。中国科学院很多所的所长和骨干力量是兰大生物系的毕业生。例如动物所，植物所，遗传所，细胞所，药用植物所等。下面还会谈到生物系学生的成就。为什么出了一批好学生呢？因为当年生物系有一个比较好的教师队伍。
解放以前的辛树帜校长是我国第一代生物学家，他延聘到一批有全国声望的专家，例如董爽秋教授是我国较早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也是大型经典图书《中国植物学图鉴》序言作者，曾任植物系主任；著名鸟类学家常麟定教授，留法八年，曾任动物系主任；著名生理学家杨浪明教授，曾任植物系主任，当时植物系人才断档，只得请他隔行主政；还有著名博物学家石声汉教授。1952年动植物二系合并成生物系，郑国锠教授任系主任。由此可见早期生物系的辉煌。那时郑国锠、吕忠恕、陈庆诚和仝允栩都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分属于四个不同的专业：细胞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使得每个专业都有—位很强的学术带头人。这些教授在当年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披荆斩棘，既讲课，又搞科研，这就为生物系奠定了较好的教学和科研基础。后来张鹏云教授接任系主任，我又在他之后接任，干了九年（1983-1992）。“文革”浩劫刚过，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如日中天，大家又看到了希望，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振兴中华”。师生热情高涨地投身于建设新兰大，忙于吸收新知识，向国际接轨。系务中心首先更新各教研室的发展方向，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学生对讲课质量的评议制度。再抓恢复研究生招收，恢复教师评级，选派出国教师，筹建干旱农业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建大型仪器中心实验室等。
期间最纠结无奈的是教师评级，十多年不提升了，问题堆在一起，许多有专长有贡献的教师，受到论文和英语硬杠杠的限制而拒之门外（建国初直到文革只学俄语），造成人才流失和人才类型单一。可是没有硬杠杠也不行，真叫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举个例子，某副教授作为访问学者，在美与诺贝尔奖得主一起合成了23个多肽，并发表了一篇大型论文。因不满足3篇论文的规定而不得升为教授。而一般刊物合成两三个多肽就可发表论文，也就是说，他的论文可以拆成10篇。更不说其中一个多肽正在国内开发为药品中。我多次向校评委会解释未果。无奈越级陈情，带着那篇论文向校党委书记直接反映，总算通过。有些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总之，以前有关提职和考核的规定不利于大成果和真人才的培育，倒适合短平快，可是那出不了大学问。
1987年3200威尼斯vip首届教职工运动会入场式，二排中为郑荣樑
生物系机构和人员一瞥
当时，生物系共有八个教研室：分别为植物生理学、植物学、细胞学、遗传学、实验动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微生物学。还有正在筹建中的干旱农业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该室是从植物学教研室分出来的。
生物系还有必不可少的教学和科研辅助机构，例如农场温室、动物房、植物标本室、动物标本室、资料室、大型仪器中心实验室和绘图室等。
我系藏有西北特有的植物和动物标本，且历史悠久，许多学术机构包括中科院都来查阅过标本和资料。系资料室藏有国内稀缺的国际《鸟类学杂志》。国际自由基研究学会主席，英国Brunel大学研究生院院长Slater教授，在系资料室惊奇地发现《Nature》创刊号后说，这本刊物即使在英国也极珍贵，会用玻璃罩保护起来。这事应归功于郑国锠系主任的远见，他在五十年代初派人去外地收购旧书刊，其中不少是珍本。
1987年兰大名誉教授、国际自由基学会主席Slater T.F.教授（后排左三）来校
作四天报告，介绍自由基生物学。全国数十位同行听讲（后排左四郑荣梁）
众人拾柴火焰高
必须指出，八十年代后期，植物学教研室赵松龄和李凤民、杜国桢、王刚、张大勇四大台柱，在多年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基础上，提出创立干旱农业生态实验室的建议，在全国相关的各种学会上呼吁。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经过约三年的筹备，居然于1991年建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建了独立的三层大楼，这几乎是个奇迹。至今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不但在国内做出了贡献，而且在非洲和欧洲都有较大影响，得到国内外多种研究经费。有些师生不辞劳苦，克服社会治安和多种热带传染病的威胁，在非洲坚持多年，建立农场，示范性地推广集水农业先进经验，得到联合国和我国外交部的关注和支持。这个实验室所以能—炮打响决非偶然，首先在于适应了国家的需要，其次在于赵松龄带领他的研究生们走遍黄土和戈壁构成的沟沟坎坎，深刻认识到了阻碍西北农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干旱。找对了路子，就事半功倍了。一个学科的发展必须有两种力量的结合，即脚踏实地的工作和高展远瞩的战略性定位，两者缺—不可。对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来说也应兼具这两种素质。
胡晓愚是早我三年的北大学长，天然有机化学研究生。到兰大后历经磨难，“文革”后无罪释放，摘去右派㡌子，重登有机化学讲台。八十年代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著名的Salk生化研究所，做固态多肽合成研究。以往多肽一向在液态下合成，诺贝尔奖得主Salk创立了固态合成法，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促进了蛋白类药物的工业化生产。胡晓愚在美国给我写信，希望能从化学系调到生物系工作。我求之不得，热切地等他来做室主任。他把固态合成成套设备带到兰大，迅速开展胸腺多肽的合成研究，—年以后大功告成，并获甘肃省科技进步奖。胸腺多肽是—种高效的免疫物质，过去只能从牛的胸腺中提取，量小价高。现在能人工合成了，其学术价值和医药价值是明摆着的。可是，为了要申请药物生产和临床前试验，需要投入好几百万的巨款，胡与我一起去向校长汇报和求援。校长实在爱莫能助，但允许我们向校外求助。我们理解校长的苦衷，难为无米之炊啊！经过许多曲折，终于得到一位西藏私商和一个石油公司的投资，在海南建公司和研究所，这个时候胡晓愚刚好退休，于是专职海南。三年后产品正式上市，并在随后的SARS非典流行期间，成为紧缺的特批药物。这个研究所初期的全部研究人员都是兰大人。胡的母亲和兄弟姊妹一直在美国生活，当他去美做访问学者时，应该很容易在美定居，但他毅然回国，还做出了—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斯人已逝，不禁唏嘘。
丛林玉是解剖学老师，他的治学作风是精益求精，不厌其烦，不放过细节，终成学界公认的大家。纵然他没能升为正教授，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师生和同行对他的尊敬。他常忍受着解剖实验室特有的呛鼻恶臭和甲醛致癌风险，整天俯身于实验台，做出各种尸体标本。我有亲身体验，几小时解剖实验做下来，根本不想吃饭，到晚上睡觉时头发和衣服还带着强烈臭味。而这位老师却做了—辈子，乐此不疲。中国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研究所同行，曾带着标本来求教于他，或把他请到北京去现场指导。他经常帮助鉴定古墓中大量杂乱碎骨，由此确定各种动物以及古生物。1957年他被错打成右派，即使平反后也没让他正常施展专长，分给他协助设计生物楼室内水电煤气管道，通风设备和暗室等。内部装修是既细致又繁杂的工作，不料他再次出色地完成任务，以至于每位在生物楼工作和学习过的人都觉得工作顺手，方便合理。他曾为了合理设计厕所数和坑位数，与设计单位一道在化学楼，统计全天下课十分钟内男女厕所的进厕人数和占用时间。有些老师向我证实此话不虚。他绘制的工程设计图纸具有正规专业水平，他还为生物系设计和现场指挥建成了链霉素厂。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这种执着精神和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已有九十多岁高龄的彭泽祥教授，至今仍精神抖擞，健步疾行，这也许与他年轻时经常到野外采集植物有密切关系。他是有真才实学的植物分类学家，做学问的认真严谨态度令人敬佩，经他鉴定过的植物分类学名大可放心。
仝允栩教授获美国威斯康新大学硕士学位后，又到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她的研究工作十分有趣，把青蛙胚胎任何部位的一小块外胚层，移植到原本应发育成眼的部位后，这块组织就变成透明的角膜。这一研究的科学意义和医学价值十分明显。仝先生为人正直，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关心别人，人人称道。她教出来一批至今已事业有成的学生，内有一位院士（注：舒红兵院士曾在仝先生指导下完成本科毕业论文）。
王香亭教授师从常麟定教授，他是有名的拼命三郎，生活简朴，粗茶淡饭，干劲十足，乐于助人，曾被选为系工会主席。他有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熟悉动物生活习性，每次带领学生实习，总有丰富收获。回想起“文革”中，他与我一起被打成牛鬼蛇神，又关在一起年余，成了“狱友”。后来省军区让我俩去一个野战部队执行一项科研，需要用到大量动物。在这当口，他发挥了专业特长，我们二人到野外夜战，满载而归，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首当其冲的难题。临近退休时，他一如继往坚持野外工作，我劝他也无用，终于患了严重糖尿病，酿成双目失明，不幸先逝。
生化组葛瑞昌副教授，是建设实验室的一把好手，能精心保管和修理各种仪器，把实验室打理得井井有条，保障了实验的精确运行。他在建立组织胚胎实验室和生化实验室中都做出过特殊贡献，后来他又参与了干旱农业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工作。
我还要提到一位实验员，罗文英，富有野外工作经验，学生外出实习都少不了他。他剥制的动物标本栩栩如生，西北各省博物馆，动物园和其它相关机构都来找他协助，或者干脆请他去现场，长达数月地指导和制作。
有了好队伍才有好教学和好科研，生物系全靠这支队伍来支撑。现在3200威尼斯vip教师队伍有了质的飞跃，高学位，多数来自国际名校，并在学术上已有相当造诣，有些人已是国际学术领军人物，他们有志报国，在兰大迅速做出很漂亮的成绩，十分欣喜。生科院前程似锦。另一方面，生物医药已成为全球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生命科学是它的先锋和后盾。兰大3200威尼斯vip怎样来迎接和担当这个光荣任务，不辱使命，迎接挑战，仍靠众志成城。
奇葩兰大
兰大活脱脱地像一个西北汉子，钉钉儿似的扎根在黄土高原上，不善言词，踏实苦干，朴实无华，一向低调，出了成绩常令人意外，甚至不大相信。事实上，兰大可算中国高等教育花园里一朵奇葩。生物系2008届本科生石建金，于2015年获Lasker首届青年奖，Lasker 奖在科技界视作Nobel奖的风向标。他在《Nature》和《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文，发现坏血病新病因和对抗剂。生物系李凤民教授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农业科学奖，为我校农业科学进入全球前1%作出贡献。
“文革”后大学恢复招生以来38年内，本科生取得院士资格人数排名，兰大第6名。2015年《Nature》对中国顶级研究机构排名，包括科学院在内，兰大第9。中国高校Nature Index 排名，兰大第28。全球高校科研能力ESI 排名，兰大第19。2016年设在沙特的国际机构对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中国大学综合排名，兰大第25。 我未特意去收集材料，定有疏漏，但已足以窥见奇葩兰大之一隅了。沿海教师碰到一件麻烦事，我指的是自然科学课程，上课率有半数以上就不错，有时只有10%；即使上着课的学生，不少还在低头点手机。教师进退两难，怎能有劲教下去呢？校外诱惑太大，哪有心思艰苦求学呢？反观兰大学子，求知若渴者众。讲得精彩，学得有劲；提问深入，倒逼老师，这也是教学相长。
有人说，把这么好的一座大学放在兰州，有点委屈。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有西北黄土才能孕育出务实、执着、吃苦、进取的学风来，师生都是一根筋。这些正是做真学问的起码品质，也是宝贵品质。
诚然，兰大地处西北，有许多特殊困难。其一，生源不足。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梅贻琦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诚然。不过恕我斗胆，将后句改为: “有大师和高徒之谓也 ”，加了“和高徒”三个字，想强调光有大师却无好学生，枉然。其二，待遇偏差。必然结果是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九十年代初，那十几年中，生物系共有近30位教师东南飞了，而全系教工加起来才108将。五六十年代，兰大生物系教师中来自北大有10人、山大5、南大5、川大5、复旦5、北农大2、清华1、东北师大1、福建林院1、西农1。八方人才荟萃，文化观念碰撞，颇有大唐气度。现在不会再有这种五湖四海大融合了，即使从国外引进的人才，大多仰赖于返哺母校情结。这些困难，决非兰大自己所能克服，只有上下共识，革新用才政策，庶几―流兰大有望。
【人物简介】
郑荣梁，男，汉族，1931年11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并分配到3200威尼斯vip工作。曾任3200威尼斯vip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1983年到1991年担任3200威尼斯vip生物系主任，2005年退休。曾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自由基生物学与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辐射化学开放研究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厦门大学肿瘤细胞工程教育部专业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抗衰老科技学会理事、教育部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发明委员会特邀审查员、甘肃省医学会名誉会长、《医学百科全书生物物理分卷》編委、《自由基生命科学进展》编委会主编等职。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欧盟DeBio-CCRF抗癌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二和三等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从事自由基与细胞癌变的关系、DNA损伤和快速修复等研究。讲授放射生物学、生物物理学、自由基生物学等课。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260多篇，专著13本，科普书2本，专利2个。
